2020-09-14|作者:台灣影響力投資學會(籌備處)/吳道揆 研究員

【投書觀點】藉由柯恩爵士『影響力加權會計』的推動,淺談影響力評估

“It is better to be roughly right than precisely wrong.”
大致的正確,好過精確的錯誤

–-- John Maynard Keynes凱因斯

柯恩爵士:如何衡量公司真正影響力

GSG(全球影響力投資指導小組,註1)全球網上大會就在幾天前(2020年9月9日-11日)盛大舉行。有260位推動影響力投資的頭面人物齊聚網上,現身說法,1,500餘位與會者來自60餘國。國際組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P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各國政府,學者,倡議者外,金融業大咖亦踴躍出席,他們所管理的資產高達16兆美元,佔全球金融資產管理規模的10%。

值此重要時刻,GSG主席羅納德・柯恩爵士(Sir Ronald Cohen註2)在盛會前夕(9/3),假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以『如何衡量公司真正影響力』(How to Measure a Company’s Real Impact)為題,推動『影響力加權會計』(IWA, Impact-Weighted Accounts),來落實『企業影響力貨幣化』。企圖改變會計制度,來重塑資本主義。意義,重大且明確。

柯恩爵士開篇以德航漢莎及美國航空為例,說明財務報表的虛幻與矛盾。

這兩家都是國際知名,且有獲利豐厚的公司。但是算上他們的『環境成本』,分別為26億及48億美元,則都轉盈為虧。也就是說,他們對世界的貢獻是負的。

這個計算來自哈佛大學『影響力加權會計倡議』(IWAI, Impact-Weighted Accounts Initiative,註3)。

IWAI於2020年7月,發佈了1,800家公司的『環境成本』。這是影響力成本計算的重大進步。2021年,IWAI還將發表這些公司在產品及員工等兩方面的影響力成本,以完整描述這些公司所創造的影響力。

根據這份報告,在這1,800家公司裡,1,694家有利潤。然而,其中252家(15%)的利潤,低於他們所造成的環境損害(成本)。另外543家(32%)的利潤,也因此驟降25%以上。問題嚴重。

環境成本對利潤的佔比,也因行業有所不同。有些行業相當嚴重,例如,石油,天然氣,航空,造紙及林業產品,發電,建材,容器及包裝等。他們絕大多數公司的『環境成本』,至少佔利潤的25%以上。

但是,有些行業,卻在業內有較大差異。例如食品業裡的雀巢佔比5%(環境成本16億美元),而英聯食品(Associated British Foods)占比為62%(環境成本18億美元)。可見是否注重環境議題,造成的影響差異極大。

其實也不全然負面,文章以Intel為例,該公司在美國高失業地區,多元雇用員工,創造就業,提升少數人種機會平等,促進女性升遷,2018,Intel創造了約36億美元的正面影響。

改變會計制度,重塑資本主義

柯恩爵士說得好,有了這些『影響力貨幣化』的數字,好處極為明顯:

  • 使用者付費,各盡義務,各自負責。
  • 賞善罰惡,用投資影響市值。藉此鼓舞企業高層,帶領公司作出正面影響,同時利他,也利己。
  • 在生活中,實踐自我價值觀,無論消費或就業,都選擇與自己價值相符合的。

筆者非常贊同柯恩爵士的看法,尤其是第二點,用投資來影響市值,賞善罰惡,以致行善致富,達到運用私人資本,解決公眾議題。這,正式影響力投資的初衷。

柯恩爵士們真正在做的是:以改變會計制度,來改變企業績效的認定,從而調整企業的行為,以及投資人的決策模式。最終目標在:重塑資本主義。

透明與問責,總是攜手同行。目前,由於缺乏有效的影響力評量,也就難以問責公司所造成的破壞(環境或社會)。

將影響力評估寫入會計準則,將會改變投資人對公司績效的評估,引導他們出脫『壞公司』的持股,增加持股『好公司』,進而摧化公司行為的轉變。

資本主義向來都是利潤導向。我們還需要多久,才能把影響力納入利潤導向的模式?

當然,越早建立社會共識,促使政府儘早開始行動,要求公司發布影響力加權會計報告,對我們的社會越好。這會讓公司與投資者聯合起來,共同對抗氣候變遷,貧富不均,及新冠疫情。

『影響力貨幣化』要靠社會建構共識

但是也必需說,這是一次大膽前瞻的『影響力貨幣化』奮戰。影響力內容千變萬化,要做好每一種影響力『貨幣價值』的標準已然不易。要對眾多企業經年累月的評量,更是巨大工程。

其實最困難的還在建立『影響力貨幣價值』共識,得出讓眾人皆可接受的共同標準。

或許環境議題會先得到解答,例如,再生一噸的塑料廢棄物,替代一桶的石油能源,減少一噸的CO2排放,或許還可科學的計算出其貨幣價值。

但是社會議題,恐怕就較為困難。數學成績進步20分,增進醫護品質,減少不平等,或許就更難設算貨幣價值,獲取共識,並進行比較。

方法與標準,影響力貨幣價值的設定,資料的收集與認定,都有可能造成漏洞,或造假。乃至劣幣驅逐良幣,產生信任危機。

但是也不要忘記,會計,乃至貨幣,都是人為創造出來的。從來沒有100%的『共識』。『影響力貨幣化』也將是社會建構的產物,何嘗不也是如此。

只要人類真正需要,國際社會及各國政府採取行動,再加上科技進步,AI及大數據發展成熟,假以時日,『影響力貨幣化』一定會有更好的解方。現在這些努力都是必要的,一定會是值得的,也希望很快就會有具體可行的進展。

影響力評估,現在能怎麼做?

然而,影響力評量是影響力投資的核心。對影響力投資評量,乃至於報告與溝通,在『影響力貨幣化』之前,我們『現在』可以怎麼做呢?

影響力投資(以及其他善行資本眾多成員,如SRI,ESG投資等等)還在不斷演化與發展之中,上述問題,尚無定論,也還會與時俱進。下面看法,只是筆者個人淺見,僅供參考。

影響力,就是一個行為,所造成的改變。要衡量,看似不難,其實很複雜。首先我們要看改變的理論與邏輯(Theory of Change)。也就是,為什麼這麼做,會造成哪些改變,改變哪些人,哪些事,影響多深多遠等等。

比較直接的是,投入(input)了哪些資源(錢/物/人),做了哪些活動(activity),有哪些產出(output)。

更深一層的,這些產出(output),會帶來什麼成果(outcome),甚至,長遠來看有什麼影響(impact)。

再進一步,這些成果(outcome)及影響(impact)是否來自你的資源投入(input)及活動(activity)?也就是探就它的因果關係(causality)。還要看它是否可以形成通論(generalization),放諸四海而皆準。因為通論(而非特例)才可能推而廣之(scalability)。

當然,要做到這個地步,需要多層次(甚至長時間)的資料搜集,以及嚴格設計的社會科學研究,並非一般企業所能做到,因爲凡事都需要講究成本與效益。

例如,在文盲眾多的貧民窟開設平價學校。投入(錢/物/人)及活動(教學)都很清楚。產出(output)也很明確,例如教了幾個學生,畢業多少人。

成果(outcome),或許是有多少人考上大學,甚至,在大學裡的表現。而影響(impact),就可能是收入的增加,甚至,幸福指數的提高。

以目前的科技,及資料收集的能力與成本,我們對影響力的衡量,主要在計算產出(output),有時也會衡量成果(outcome)。然後,根據改變的邏輯,『相信』這些產出及成果,最終會帶來正面影響(impact)。

例如,數據可以明確的說明:受過我們學校教育的學童,比較有機會上大學(output & outcome)。並且『相信』,他們大學畢業後,收入可能會比較高,見識比較廣(impact)。

在影響力投資13-4年的歲月裡,各個一流的大學及研究機構,民間及政府的推動組織,花錢出力,想方設法做出影響力評估工具。市面上這類工具不少,也都還在不斷演進,主要在衡量改變的產出(output)及成果(outcome)。

另外,影響力投資的資產類別,包括未上市公司(股票及債券),實體資產(醫院,學校,社會住宅),及上市公司(股票及債券)。其性質,規模,影響各有不同,對於他們影響力的評估,自然不可一概而論。

先說未上市:

以這10多年的發展趨勢來看,未上市公司及實體資產的影響力評估,主要採用『全球影響力投資聯盟』(GIIN,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所發展出來的IRIS+(Impact Reporting and Investment Standards影響力報告及投資標準)

IRIS+對每個影響力投資主題(例如,教育,醫療,環境,氣候等),以及每個主題下所細分的產業,所產生的各種影響力,都設定了適合該影響力的績效指標,評量方法(及邏輯),以及操作手冊。

由影響力投資者或被投資者(影響力企業)自行填寫他們在該影響力的作為及績效,例如,客戶數,開戶數,存款增加/減少的戶數等等。並以一連串的問題,來釐清『改變理論』的施行及其效果。

資料填完後,我們可以更清楚自己對於誰,做了什麼,達成多少改變,提供哪些貢獻。藉由標準化定義的數據集,這些資料可以與產業內其他業者比較。所以,除了衡量之外,也可以幫助我們管理並優化我們的營運及影響力。

IRIS+不但可以與其他影響力評估工具共融,也可接受其他工具所產生的資料,擴大了影響力投資者深度交流的可能。新版的IRIS+(原為IRIS)發表於2019年5月,已經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納入績效衡量指標。

再來說上市公司:

新創公司(未上市公司)常常奔著特定社會/環境問題而來,營運活動通常較單一集中。但,上市公司體量較大,影響層面甚廣,用IRIS+,產生的數據過於龐雜,反而難以說明與比較。

目前,影響力投資界的普遍共識:上市公司的影響力評估主要以聯合國2015年發布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為主要的參照標準。

影響力投資的基本概念,就是追求雙底線。既要有財務利潤,又要社會/環境的正面貢獻(影響力)。所以,選擇上市公司成為『影響力企業』的評量方法也簡單有邏輯:

  • 除惡:如果營收中有一定比例的『壞產品』,例如,香煙,酒,武器,石化,有毒廢棄物等等,就不列入考慮。
  • 高ESG指數:要在ESG評量機構,取得一定的級別。不夠高的(例如低於BB級)不予考慮。
  • SDGs貢獻度:營收中有一定的百分比(例如50%),可以直接對應SDGs。營收,就是產品或服務的銷售金額。

在這個邏輯之下,選出來的企業,不提供『有害』環境及社會的產品/服務,企業營運獲得較高的ESG評價,並且其產品/服務對SDGs直接貢獻的比例高,也就是有助於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各類嚴峻問題。

好處是:邏輯清楚,貢獻額度,不靠設算,直接用營收數據。缺點是:有些企業可能在營運上做了巨大改善,對環境及社會貢獻卓著,但是無法在營收上充分反映。天下沒有完美的解方,但何妨邊做邊完善。

根據這些標準,MSCI於2016年推出『永續影響力指數』,在全球選出113家『影響力企業』,其直接對應SDGs的營收為5,000多億美元,平均每家40多億。該指數投資績效一直表現不錯,2020年迄今漲幅27%,相對其母體MSCI ACWI的漲幅約5%。

這雖然仍不足以科學的證明,有『影響力』的企業投資報酬一定比較高。但至少說明一件事:從事對人類社會/環境有益的事業,也能有不錯的獲利。

建議:我們現在能做什麼?

社會企業可以根據IRIS+工具的操作指南,具體衡量自己影響力的『產出』(output)及成果(outcome),來幫助自己明瞭改變理論的邏輯與實施,影響力的衡量,管理與報吿,並藉此優化未來企業策略。

上市公司,除了加強ESG的作為外,可以自行檢驗:自家產品/服務對SDGs的貢獻度,並想方設法提高其比例。國際投資人遲早會以這個標準選股。不願股價被低估,更應『超前部署』。

政府主管部門及金融機構,可以參考國際經驗,編制以SDGs為標準的影響力評估工具。一方面得以評選對SDGs有重大貢獻的優良企業,引導投資方向。另一方面得以統計我國私營企業對世界SDGs的貢獻,與國際交流。

(作者為前舊金山麥肯錫顧問(舊金山)、著作《影響力投資--行善致富》)

註1:GSG是全球級別最高的影響力投資推動機構,協同全球33個國家及歐盟的NAB(國家諮詢理事會)共同推動影響力投資。
註2:羅納德・柯恩爵士(Sir Ronald Cohen)是『影響力加權會計倡議』(IWAI, Impact-Weighted Accounts Initiative),及『全球影響力投資指導小組』(GSG,Global Steering Group for Impact Investing)的主席。安佰深投資集團(Apax Partners)共同創辦人,『影響力:重塑資本主義,帶動實質變革』一書的作者。Twitter @SirRonnieCohen
註3:IWAI是由在英國的『影響力管理項目』IMP(Impact Management Project)與美國哈佛大學的跨海合作。

 

資料來源:台灣影響力投資學會(籌備處)/吳道揆 研究員
圖片來源: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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