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 is better to be roughly right than precisely wrong.”
大致的正確，好過精確的錯誤

–-- John Maynard Keynes凱因斯

柯恩爵士：如何衡量公司真正影響力

GSG（全球影響力投資指導小組，註1）全球網上大會就在幾天前（2020年9月9日-11日）盛大舉行。有260位推動影響力投資的頭面人物齊聚網上，現身說法，1,500餘位與會者來自60餘國。國際組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P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各國政府，學者，倡議者外，金融業大咖亦踴躍出席，他們所管理的資產高達16兆美元，佔全球金融資產管理規模的10%。

值此重要時刻，GSG主席羅納德・柯恩爵士（Sir Ronald Cohen，註2）在盛會前夕（9/3），假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以『如何衡量公司真正影響力』（How to Measure a Company’s Real Impact）為題，推動『影響力加權會計』（IWA, Impact-Weighted Accounts），來落實『企業影響力貨幣化』。企圖改變會計制度，來重塑資本主義。意義，重大且明確。

柯恩爵士開篇以德航漢莎及美國航空為例，說明財務報表的虛幻與矛盾。

這兩家都是國際知名，且有獲利豐厚的公司。但是算上他們的『環境成本』，分別為26億及48億美元，則都轉盈為虧。也就是說，他們對世界的貢獻是負的。

這個計算來自哈佛大學『影響力加權會計倡議』（IWAI, Impact-Weighted Accounts Initiative，註3）。

IWAI於2020年7月，發佈了1,800家公司的『環境成本』。這是影響力成本計算的重大進步。2021年，IWAI還將發表這些公司在產品及員工等兩方面的影響力成本，以完整描述這些公司所創造的影響力。

根據這份報告，在這1,800家公司裡，1,694家有利潤。然而，其中252家（15%）的利潤，低於他們所造成的環境損害（成本）。另外543家（32%）的利潤，也因此驟降25%以上。問題嚴重。

環境成本對利潤的佔比，也因行業有所不同。有些行業相當嚴重，例如，石油，天然氣，航空，造紙及林業產品，發電，建材，容器及包裝等。他們絕大多數公司的『環境成本』，至少佔利潤的25%以上。

但是，有些行業，卻在業內有較大差異。例如食品業裡的雀巢佔比5%（環境成本16億美元），而英聯食品（Associated British Foods）占比為62%（環境成本18億美元）。可見是否注重環境議題，造成的影響差異極大。

其實也不全然負面，文章以Intel為例，該公司在美國高失業地區，多元雇用員工，創造就業，提升少數人種機會平等，促進女性升遷，2018，Intel創造了約36億美元的正面影響。

改變會計制度，重塑資本主義

柯恩爵士說得好，有了這些『影響力貨幣化』的數字，好處極為明顯：

• 使用者付費，各盡義務，各自負責。
• 賞善罰惡，用投資影響市值。藉此鼓舞企業高層，帶領公司作出正面影響，同時利他，也利己。
• 在生活中，實踐自我價值觀，無論消費或就業，都選擇與自己價值相符合的。

筆者非常贊同柯恩爵士的看法，尤其是第二點，用投資來影響市值，賞善罰惡，以致行善致富，達到運用私人資本，解決公眾議題。這，正式影響力投資的初衷。

柯恩爵士們真正在做的是：以改變會計制度，來改變企業績效的認定，從而調整企業的行為，以及投資人的決策模式。最終目標在：重塑資本主義。

透明與問責，總是攜手同行。目前，由於缺乏有效的影響力評量，也就難以問責公司所造成的破壞（環境或社會）。

將影響力評估寫入會計準則，將會改變投資人對公司績效的評估，引導他們出脫『壞公司』的持股，增加持股『好公司』，進而摧化公司行為的轉變。

資本主義向來都是利潤導向。我們還需要多久，才能把影響力納入利潤導向的模式？

當然，越早建立社會共識，促使政府儘早開始行動，要求公司發布影響力加權會計報告，對我們的社會越好。這會讓公司與投資者聯合起來，共同對抗氣候變遷，貧富不均，及新冠疫情。

『影響力貨幣化』要靠社會建構共識

但是也必需說，這是一次大膽前瞻的『影響力貨幣化』奮戰。影響力內容千變萬化，要做好每一種影響力『貨幣價值』的標準已然不易。要對眾多企業經年累月的評量，更是巨大工程。

其實最困難的還在建立『影響力貨幣價值』共識，得出讓眾人皆可接受的共同標準。

或許環境議題會先得到解答，例如，再生一噸的塑料廢棄物，替代一桶的石油能源，減少一噸的CO2排放，或許還可科學的計算出其貨幣價值。

但是社會議題，恐怕就較為困難。數學成績進步20分，增進醫護品質，減少不平等，或許就更難設算貨幣價值，獲取共識，並進行比較。

方法與標準，影響力貨幣價值的設定，資料的收集與認定，都有可能造成漏洞，或造假。乃至劣幣驅逐良幣，產生信任危機。

但是也不要忘記，會計，乃至貨幣，都是人為創造出來的。從來沒有100%的『共識』。『影響力貨幣化』也將是社會建構的產物，何嘗不也是如此。

只要人類真正需要，國際社會及各國政府採取行動，再加上科技進步，AI及大數據發展成熟，假以時日，『影響力貨幣化』一定會有更好的解方。現在這些努力都是必要的，一定會是值得的，也希望很快就會有具體可行的進展。

影響力評估，現在能怎麼做？

然而，影響力評量是影響力投資的核心。對影響力投資評量，乃至於報告與溝通，在『影響力貨幣化』之前，我們『現在』可以怎麼做呢？

影響力投資（以及其他善行資本眾多成員，如SRI，ESG投資等等）還在不斷演化與發展之中，上述問題，尚無定論，也還會與時俱進。下面看法，只是筆者個人淺見，僅供參考。

影響力，就是一個行為，所造成的改變。要衡量，看似不難，其實很複雜。首先我們要看改變的理論與邏輯（Theory of Change）。也就是，為什麼這麼做，會造成哪些改變，改變哪些人，哪些事，影響多深多遠等等。

比較直接的是，投入（input）了哪些資源（錢／物／人），做了哪些活動（activity），有哪些產出（output）。

更深一層的，這些產出（output），會帶來什麼成果（outcome），甚至，長遠來看有什麼影響（impact）。

再進一步，這些成果（outcome）及影響（impact）是否來自你的資源投入（input）及活動（activity）？也就是探就它的因果關係（causality）。還要看它是否可以形成通論（generalization），放諸四海而皆準。因為通論（而非特例）才可能推而廣之（scalability）。

當然，要做到這個地步，需要多層次（甚至長時間）的資料搜集，以及嚴格設計的社會科學研究，並非一般企業所能做到，因爲凡事都需要講究成本與效益。

例如，在文盲眾多的貧民窟開設平價學校。投入（錢／物／人）及活動（教學）都很清楚。產出（output）也很明確，例如教了幾個學生，畢業多少人。

成果（outcome），或許是有多少人考上大學，甚至，在大學裡的表現。而影響（impact），就可能是收入的增加，甚至，幸福指數的提高。

以目前的科技，及資料收集的能力與成本，我們對影響力的衡量，主要在計算產出（output），有時也會衡量成果（outcome）。然後，根據改變的邏輯，『相信』這些產出及成果，最終會帶來正面影響（impact）。

例如，數據可以明確的說明：受過我們學校教育的學童，比較有機會上大學（output & outcome）。並且『相信』，他們大學畢業後，收入可能會比較高，見識比較廣（impact）。

在影響力投資13-4年的歲月裡，各個一流的大學及研究機構，民間及政府的推動組織，花錢出力，想方設法做出影響力評估工具。市面上這類工具不少，也都還在不斷演進，主要在衡量改變的產出（output）及成果（outcome）。

另外，影響力投資的資產類別，包括未上市公司（股票及債券），實體資產（醫院，學校，社會住宅），及上市公司（股票及債券）。其性質，規模，影響各有不同，對於他們影響力的評估，自然不可一概而論。

先說未上市：

以這10多年的發展趨勢來看，未上市公司及實體資產的影響力評估，主要採用『全球影響力投資聯盟』（GIIN，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所發展出來的IRIS+（Impact Reporting and Investment Standards影響力報告及投資標準）

IRIS+對每個影響力投資主題（例如，教育，醫療，環境，氣候等），以及每個主題下所細分的產業，所產生的各種影響力，都設定了適合該影響力的績效指標，評量方法（及邏輯），以及操作手冊。

由影響力投資者或被投資者（影響力企業）自行填寫他們在該影響力的作為及績效，例如，客戶數，開戶數，存款增加／減少的戶數等等。並以一連串的問題，來釐清『改變理論』的施行及其效果。

資料填完後，我們可以更清楚自己對於誰，做了什麼，達成多少改變，提供哪些貢獻。藉由標準化定義的數據集，這些資料可以與產業內其他業者比較。所以，除了衡量之外，也可以幫助我們管理並優化我們的營運及影響力。

IRIS+不但可以與其他影響力評估工具共融，也可接受其他工具所產生的資料，擴大了影響力投資者深度交流的可能。新版的IRIS+（原為IRIS）發表於2019年5月，已經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納入績效衡量指標。

再來說上市公司：

新創公司（未上市公司）常常奔著特定社會／環境問題而來，營運活動通常較單一集中。但，上市公司體量較大，影響層面甚廣，用IRIS+，產生的數據過於龐雜，反而難以說明與比較。

目前，影響力投資界的普遍共識：上市公司的影響力評估主要以聯合國2015年發布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為主要的參照標準。

影響力投資的基本概念，就是追求雙底線。既要有財務利潤，又要社會／環境的正面貢獻（影響力）。所以，選擇上市公司成為『影響力企業』的評量方法也簡單有邏輯：

• 除惡：如果營收中有一定比例的『壞產品』，例如，香煙，酒，武器，石化，有毒廢棄物等等，就不列入考慮。
• 高ESG指數：要在ESG評量機構，取得一定的級別。不夠高的（例如低於BB級）不予考慮。
• SDGs貢獻度：營收中有一定的百分比（例如50%），可以直接對應SDGs。營收，就是產品或服務的銷售金額。

在這個邏輯之下，選出來的企業，不提供『有害』環境及社會的產品／服務，企業營運獲得較高的ESG評價，並且其產品／服務對SDGs直接貢獻的比例高，也就是有助於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各類嚴峻問題。

好處是：邏輯清楚，貢獻額度，不靠設算，直接用營收數據。缺點是：有些企業可能在營運上做了巨大改善，對環境及社會貢獻卓著，但是無法在營收上充分反映。天下沒有完美的解方，但何妨邊做邊完善。

根據這些標準，MSCI於2016年推出『永續影響力指數』，在全球選出113家『影響力企業』，其直接對應SDGs的營收為5,000多億美元，平均每家40多億。該指數投資績效一直表現不錯，2020年迄今漲幅27%，相對其母體MSCI ACWI的漲幅約5%。

這雖然仍不足以科學的證明，有『影響力』的企業投資報酬一定比較高。但至少說明一件事：從事對人類社會／環境有益的事業，也能有不錯的獲利。

建議：我們現在能做什麼？

社會企業可以根據IRIS+工具的操作指南，具體衡量自己影響力的『產出』（output）及成果（outcome），來幫助自己明瞭改變理論的邏輯與實施，影響力的衡量，管理與報吿，並藉此優化未來企業策略。

上市公司，除了加強ESG的作為外，可以自行檢驗：自家產品／服務對SDGs的貢獻度，並想方設法提高其比例。國際投資人遲早會以這個標準選股。不願股價被低估，更應『超前部署』。

政府主管部門及金融機構，可以參考國際經驗，編制以SDGs為標準的影響力評估工具。一方面得以評選對SDGs有重大貢獻的優良企業，引導投資方向。另一方面得以統計我國私營企業對世界SDGs的貢獻，與國際交流。

（作者為前舊金山麥肯錫顧問（舊金山）、著作《影響力投資--行善致富》）

註1：GSG是全球級別最高的影響力投資推動機構，協同全球33個國家及歐盟的NAB（國家諮詢理事會）共同推動影響力投資。
註2：羅納德・柯恩爵士（Sir Ronald Cohen）是『影響力加權會計倡議』（IWAI, Impact-Weighted Accounts Initiative），及『全球影響力投資指導小組』（GSG，Global Steering Group for Impact Investing）的主席。安佰深投資集團（Apax Partners）共同創辦人，『影響力：重塑資本主義，帶動實質變革』一書的作者。Twitter @SirRonnieCohen
註3：IWAI是由在英國的『影響力管理項目』IMP（Impact Management Project）與美國哈佛大學的跨海合作。

 

資料來源：台灣影響力投資學會（籌備處）／吳道揆 研究員
圖片來源：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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