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提到，減碳、碳權的機制源自於《京都議定書》。但在眾多國家代表齊聚日本京都前，國際間無數國家、組織、專家為這份減碳規則投入超過25年的努力。所以《京都議定書》有關減碳的規定並非一蹴可幾，而是有深厚的科學研究作為基礎。

《京都議定書》最大的貢獻與核心，是量化排放限制與減排目標，讓氣候變遷不再只是眾人口中的泛泛之談，而是具體能夠計算的數字。各國透過《京都議定書》，並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等研究組織提供的科學證據，為附件一國家（主要為工業化國家）規劃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及時程。此外，附件一國家在《京都議定書》的框架下，每年的排放量將受到限制，也就是所謂的總量管制（cap-and-trade）。

（總量管制不允許超額排放。／圖片來源：European Union-EP )

但問題來了，工業化國家如果購買其他國家的減量額度，或在他國執行減量計畫，這些行為是否能夠滿足其《京都議定書》的減量義務？例如：法國在土耳其投資的工業節能項目，是否能作為法國的減量額度？

基於上述疑慮，《京都議定書》規範了四種相關機制輔助總量管制實行，分別是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ing）、共同減量機制（Joint Implementation）、污染泡（Bubbles，又稱排放權分配制度），以及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排放交易與共同減量機制僅限定在附件一國家間實施，而污染泡及清潔發展機制則讓附件一國家與附件二國家（主要為發展中國家）能夠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下分別簡要說明四種制度。

在《京都議定書》下的排放交易，指的是附件一國家之間在總量管制中取得的配額，若有不足或剩餘，可以透過交易取得或轉讓。而共同減量機制，是指附件一國家或其企業可以透過共同融資或執行減量計畫，取得減量額度；且該減量額度可以在附件一國家之間交易。

（京都議定書要求國家間必須合作減碳。／圖片來源：iStock）

值得一提的是，蘇聯瓦解後的俄羅斯及東歐國家，在當時也被歸類在附件一國家，並且被給予很大的優惠。這些國家所取得的配額，比其他附件一國家更多。這也導致當時的工業化國家較無意願採行共同減量機制、並取得減量額度，因為這些國家能透過排放交易、用低廉的價格向俄羅斯等國購買到配額，來滿足減量目標。

污染泡的制度，則可以讓附件一國家與附件二國家擁有相同的減量目標──也就是說多個國家可以聚集成為一個實體，就像被一個大泡泡囊括，邊界內的成員擁有共同的減量目標及計畫。歐盟成員在當時即藉由污染泡制度，成為京都議定書下的單獨排放實體。這種制度的好處是可以更彈性調整成員間的排放量，譬如某部分成員可以藉由邊界內部分配、排放更多溫室氣體，而不需要購買配額或減量額度。

（污染泡制度圈出一個排放的界線，複數國家共同成為一個排放實體。／圖片來源：Unsplash）

最後則是減碳的重頭戲，清潔發展機制。此制度與共同減量機制相似；但附件一國家或其企業可以透過清潔發展機制，協助並提供附件二國家資源，以執行減量專案，之後附件一國家便能取得減量額度，進而達成自身的減量目標。若國家或企業要依據清潔發展機制開發專案，需要依循聯合國公告的特定方法學，經過外加性等條件分析後，才能註冊專案。專案註冊後需要監測減排情形，清潔發展機制會給予認證，該認證即為減量額度，也就是俗稱的碳權。目前，清潔發展機制並不限於僅附件一國家之組織作為開發方，但專案仍然必須在聯合國認定、減碳技術尚未成熟的發展中國家。

京都議定書奠基了現今國際間主要的減碳策略。排放交易的制度促成諸多國家或地區採行自身的排放交易體制，讓更多企業及組織投入資本、參與減碳。例如歐盟的排放交易系統（EU-ETS），在2022年總計有420億美元的碳交易收入。而清潔發展機制的制度影響了自願性減碳市場發展，例如黃金標準（Gold Standard, GS）、核證碳標準（Verified Carbon Standard, VCS）等國際自願性碳標準的出現，都與清潔發展機制相關。2022年度自願性碳市場貢獻了超過47億噸的溫室氣體減量，世界銀行更預期2023年將會有大幅度成長。

了解減碳這件事與制度的起源之後，我們後續將帶讀者深入了解總量管制，其中以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為例，探討為什麼它能成為當今碳交易的模範對象。

核稿：繆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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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南極碳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封面來源：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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