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文明因土地糧食產量密度高,不必所有人都直接耕種糧食,人有更多時間發展不同的專長,例如水利運輸與專職的商業,以農業為基礎的定居文明創造的產值比游牧文明高出許多。在東亞,農民改善耕作方式,引進新作物,以適應氣候的改變,還有運河系統可調度糧食,也發展絲綢與瓷器的商業,創造了許多財富。
對內亞游牧民族而言,除了有適合養馬的條件,其他產業都遠落後於東亞,生活必需品也有賴定居文明。於是牧民得與定居文明貿易,以馬換取穀物與茶葉,或是絲綢與鐵器。相比之下,內亞草原的游牧民的經濟籌碼少得多,整個社會適應氣候的能力也就不同。
游牧民族是馬上行國,馳騁騎射銳不可當,散居廣大草原而蹤跡難尋,常置身於天朝上國轄制之外。於是,華夏與之往來周旋,曾以和親聯姻與巨額贈送委曲求全,也開邊互市以各取所需。可是當氣候災變來臨,內亞草原比東亞農業文明脆弱,其游牧經濟更難以承受。不管中國當時是興或衰,遊牧民族皆因氣候困境,往定居農業文明靠攏。在華夏衰微時則南下融入,強大時則臣服具經濟優勢的華夏而留在草原。
(氣候逆境損失對比圖/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2世紀末3世紀初,當時正逢氣候持續偏冷,讓北方草原的游牧經濟衰退。鮮卑雖填補了匈奴離去的草原,但當時的氣候還是促使他們離開草原,移民華北,隨時間也成了定居農業文明。
7世紀時,東突厥與唐朝相互對峙,東突厥原來興盛,但在西元627年到629年連續的嚴寒中,游牧經濟損失慘重;但唐朝更能承受氣候的挑戰,於是在630年起,北方草原屈服於唐朝半個世紀。
13世紀時,華北的忽必烈與蒙古的阿里不哥互爭王位。這時,氣候已不同於成吉思汗崛起時,草原較濕暖的氣候過去了,讓以蒙古為根據地的阿里不哥陷入資源匱乏,因此忽必烈成為贏家。隨後,元朝得以從華北的首都統治草原近一個世紀。
在往後的歷史中,滿清與俄國各自在長期的氣候偏冷時,瓜分內亞。滿清征服了蒙古與新疆;俄國則從哈薩克征服到滿清的北界。
雖然東亞與內亞各有勝負,而歷史的趨勢,是定居文明逐漸主導游牧世界,而武力只是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以經濟的條件去促使游牧民族合作,隨後將他們整合進入了定居文明的世界。
在這個趨勢中,氣候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游牧貧窮而定居富足的對比會因氣候變化而更明顯。
在古代,若氣候有利同時領導組織有方,游牧民族能主導了東亞甚至歐亞的局勢,但逆境氣候來到時,氣候就使他們屈服於定居文明之下,其經濟基礎在氣候變遷下相當脆弱是主要的原因。
現代許多經濟體正欣欣向榮,卻特別容易受氣候變遷打擊。例如土地面積小卻靠海,或本身是海島,在海平面上升時,大部分重要經濟區會損失很多面積,都市與工業區及基礎建設都可能得搬遷,成本一定很高,甚至可能無處可去。
(氣候變遷後,具韌性的產業能持續生存/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有的經濟體雖工商業發達,可是農產依賴進口,而氣候變遷會讓全世界農產減少。生產再多科技產品或汽車,賺來的錢也還是買不到足夠的食物,基本民生問題就會浮現。當全世界交通停用石化能源,產油區的市場大為縮水,就業與收入也會隨之大幅減少。
到了氣候變遷越演越烈的時候,世界經濟可能就會重新洗牌,原先獨立自主的經濟體,也許會走向沒落,屈居於能承受氣候變遷的經濟體之下。
現代的企業或經濟體,如能具備因應氣候變遷的能力,保留經濟實力,就有機會掌握主導權;未來永續的領袖很可能就是經濟的領袖,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現在若不能有清楚的認知,著眼未來投入資源與時間,儲存未來的經濟籌碼,錯過了時機,將來就只能望塵莫及,屈居於先見之明者之下。
如今企業或組織要細細思量,起而行的,是鑑別出氣候變遷的機會與風險,設定短中長期目標,發展落實策略,整合入核心價值與精神,讓企業、組織以至於整個經濟體,不因氣候變遷而中斷價值鏈或過度減產,使得經濟榮景得以延續,也確保了在市場上的基本生存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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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葛全勝 等(2010) 著,《中國歷朝氣候變化》。北京:科學出版社
王明珂(2009) 著 ,《游牧者的抉擇》。台北市:中央研究院 聯經
圖片來源:Dan Me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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