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全球嚴重危害人類與環境的災難事件頻傳。例如，2015年美國密西根州佛林特市（Flint, Michigan）爆發自來水含鉛飲用水被污染事件。以及跨國流經美國與墨西哥的里奧格蘭德河谷（Rio Grande Valley），河川下游被棄置有毒廢棄物，汙染大面積土地。還有，曾經是全球最大電子廢棄地點的中國廣東汕頭市貴嶼鎮，因為鉛汙染水資源，導致2009年80％的兒童遭鉛中毒迫害的事件。這些事件都是「環境種族主義」（environmental racism）下的真實案例！

環境種族歧視是系統性因素惡果

「環境種族主義」的形成有其系統性的原因，即所謂「系統性種族主義」 （systemic racism）。這是指在政策面或行動面，因為不平等的機制運作與方式，迫使原本健康的有色族群人們，生活在充滿有毒廢棄物的環境（例如：污水處理廠、採礦場、垃圾掩埋場、發電廠、空氣汙染微粒漂浮區）之中，而導致該族群有很高的可能性遭受有毒物質汙染，危害其健康。

「環境種族主義」一詞是由非裔美國人民權領袖Benjamin Chavis於1982年首先提出，意思是「因環境政策制定與法規執行過程中，所導致的種族歧視。其中包括：有意將有毒廢棄物設施設置在有色種族居住區域，官方准許有毒物質或汙染物留置在有色種族社群，危害族群健康，以及將有色種族排除於生態運動領袖外的歷史共業」。

環境種族主義顯現的形式有很多種，小至衛生條件不合格的工作場所，大至在有色種族居住地附近設立燃煤電廠等。這些形式，都可能使有色種族食用被污染的飲水，或是在腐爛的建築物中受到有毒建材「石棉」的危害。

環境正義之父：種族比社經更迫切

這些問題中有許多是整體低收入族群，所面臨到的問題，但「種族」卻是汙染鄰近程度高低之最密切、最常見的指標。「環境正義之父」Robert Bullard博士在2007年探討有毒廢棄物與種族關係的一項研究發現，鑑定美國有害商業廢棄物設施的位置時，「種族」會比「社會經濟地位」更具關鍵性指標作用。研究指出，非裔美國兒童因為鄰近有毒廢棄物而鉛中毒的可能性，是高加索兒童的五倍。

此外，年收入為5萬至6萬美元的美國黑人，其生活在受污染地區的機率，也比相同職業年收入為1萬美元的美國白人來得高。同時，英國政府的一份報告發現，英國黑人兒童暴露在空氣污染中的機率，比英國白人兒童高出30％。

（2003至2015年間，美國不同種族暴露於空氣汙染中的比例／圖片來源：Warren Democrats）

密西根飲水汙染黑裔兒童鉛中毒

美國密西根州佛林特市的毒水事件，是環境種族主義的一個典型案例。2014年，佛林特市的政府官員為了解決財務危機，決議不再跟底特律的淡水處理廠買水，改用佛林特河作為飲用水源，希望能藉此節省供水成本。然而，因為輸水管線老舊，加上運輸過程中並未經過妥善的衛生把關，使水源中參雜具有神經毒素的鉛與其他汙染物。當地10萬名黑人和6千至1萬2千名兒童飲用了鉛含量超標的水，導致了嚴重的鉛中毒事件，更有12位市民因此死於退伍軍人病（Legionnaires' disease）。

居民對飲用水受汙染、惡臭、掉髮、起疹子等災難，提出抗議長達18個月，才終於因為社群壓力迫使市政府正視此問題，重新向底特律購水，並承認先前的過錯。密西根州民權委員會（Michigan Civil Rights Commission）認為，官方反應慢半拍的原因正是「系統種族主義的結果」。

新墨西哥州原住民鈾礦工多罹患肺癌

原住民族群也經常受到環境種族主義的欺壓。在美國，聯邦政府以「信託」方式替原住民部落管理土地，企業藉著土地法的漏洞獲取優勢，使原住民不斷受到大量核廢料與其他有毒廢棄物的危害。新墨西哥州納瓦霍（Navajo）地區數十年來的鈾礦開採，已對當地社區居民造成了長久的危害。從1951年至1971年，美國公共衛生局（Public Health Service）對4千名納瓦霍採鈾礦工進行了大規模的人體醫學實驗，使他們在不知道輻射對自己健康影響為何的情況下工作。研究結果不出所料：原住民礦工因採礦所吸進的鈾，會增加其罹患肺癌和其他疾病的機會。

2016至2017年的達科他州（Dakota）油管抗議事件是原住民部落抵制政府力量的案例之一，然而不幸的仍以失敗做收場。在美國達柯他州內長達1,172英里的輸油管，被認為對「立石印第安保留區」（Standing Rock Indian）供給水源之最大威脅，因為不僅水源，該土地上還有墓地祖靈具有歷史與文化層面的重要意義。雖然原住民的抗議並未成功，但該活動引起大眾的關注，美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並且參與遊行，表達聲援與支持。

嫌惡設施「不要在我家後院」心態作祟

環境種族主義之所以時常發生，是因為某些種族缺乏提高環境種族主義的意識（awareness），或是缺乏進行昂貴的法律訴訟之資源。反之，較富有的白人種族擁有足夠的資源，讓他們能夠將機場擴建區、發電廠或垃圾掩埋場，建立在其生活圈以外的其他地方，也就是「鄰避主義」（not in my back yard, NIMBYism）的作法。「鄰避主義」是「不要在我家後院」的縮寫，表示一種「在享受公共設施所提供的服務的同時，卻拒絕承擔嫌惡設施所必須承擔之風險與成本」的心態。

跨國企業應提高警覺環境種族歧視

屬於「南半球」（global south）的開發中國家，其安全法規與環境運動較為寬鬆，故很可能被作為先進國家電子廢棄物或其他汙染物鎖定傾倒的地點。

2017年，全球產生了超過4,400萬噸的電子垃圾。換算下來，每位地球公民分別製造了６公斤之多。同時，每年約有80％的電子廢物被運到亞洲，中國廣東省貴嶼鎮便是集散地之一。該鎮河邊成堆的廢棄電腦零件使河川被鎘、銅和鉛所污染，其水質採樣更顯示出當地水的鉛含量比WHO的規範超出190倍。即使鉛含量超標量很微小，也會嚴重影響孩童的智商和學業表現，更遑論超標190倍！

全球化下的環境種族主義案例，還包括將使用過的大量廢棄美國電池從運到墨西哥。同時，美國、歐洲和日本企業在墨西哥經營工廠時，所使用的非法廢棄物廠，更導致當地新生兒無腦症的發生率飆升。

全球面對著環境種族主義的威脅，有哪些積極作為已被實行了呢？環境正義運動（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透過學術研究、媒體壓力和公民行動來促使世人更加瞭解弱勢族群的處境。民間也利用社群媒體、公民不服從和遊行等方式，為自己的想法發聲。

環境正義行動號角響起！

歐盟已贊助相關的倡議活動，包括設置「環境正義組織暨責任貿易倡議計畫」（Environmental Justice Organisations, Liabilities and Trade project, EJOLT）在內。該倡議是在2011年至2015年展開的，它們集結了來自全球20個國家的科學家與政府官員，一起推動環境正義。隨著北半球已開發國家的環境法案越趨嚴謹，許多人擔心廢棄物傾倒事件將會移轉到南半球。

在COVID-19疫情期間，這些抨擊環境種族主義的政策和作為，可能因疫情而被暫緩擱置，導致有色種族死於該新冠肺炎病毒的可能性更高。於此同時，也會有更多的複雜因素案例，使得環境種族主義的議題被更多世人看見。環境種族主義勢必要被正視與終結，如此才能創造更公平的社會。

核稿編輯：Amy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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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hat is environmental racism?
圖片來源：Clay 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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