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秘書長莫冬立】從願景到落地，永續推動的務實轉身

歐美永續動能趨緩，正是亞洲企業的追趕機遇

「我不覺得這是一件壞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BCSD Taiwan）秘書長莫冬立談及當前全球永續格局的震盪時，語氣格外平靜。在他看來，近年無論是美國政策風向的轉變，或歐洲社會對永續政策的反思，其實都傳遞出同一個訊號：過去推動永續的敘事與制度設計，某種程度上與現實世界出現了距離。當宏大的願景無法轉化為社會的實際改善，出現反彈幾乎是必然的結果。「這其實是一個在尋找更可行道路過程中的必要修正。」

然而，修正並不等於退縮。莫冬立觀察到，當歐美永續動能暫時趨緩之際，亞洲的監理環境與企業行動反而持續推進。「亞洲企業這幾年追趕的速度非常快，而現在，正好是歐洲停下來重新思考的時候。」這樣的時間差，在他看來正是一個關鍵窗口——並非因為他方退步，而是亞洲企業的能力與基礎已逐步累積到足以承接下一階段發展的程度。供應鏈的永續要求或許不再被高聲宣示，但相關行動並未因此停下，而是轉而以更務實的語言與節奏持續推動。

展望未來，莫冬立認為有兩個議題值得特別關注。首先，是AI與永續「雙軸轉型」是否能出現更多真實且可複製的案例。AI所帶來的效率紅利固然令人期待，但其背後的能源消耗、資料中心對地方社區的影響，以及對勞動市場結構的衝擊，同樣不容忽視。其次，是高齡化與勞動力萎縮所帶來的社會壓力。在少子化已成定局的情況下，AI是否能成為緩解勞動力失衡的工具，而非進一步擴大不平等，將是關鍵課題。「這兩個趨勢都已不可逆，但我們如何回應，將決定未來永續發展的真正成色。」

當永續成為商業論述後，企業的下一步是「生態系布局」

「企業能不能建立強而有力的商業論述，這是最關鍵的事。」莫冬立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他強調的並非「永續論述」，而是「商業論述」。這樣的用詞差異，正揭示了當前企業在推動永續時最核心的盲點。許多企業仍將永續視為一項附加任務：或是獨立於營運之外的責任報告、公關活動，或是單一的減碳專案，卻從未真正回答一個關鍵問題——這些行動，對企業本身的商業體系究竟意味著什麼。

莫冬立強調，這並非要將永續簡化為單純的財務計算，而是要讓永續的邏輯真正嵌入企業策略與組織運作之中。「企業必須先找到足夠有力的證據，說明永續為何對自身商業發展具有價值，這樣策略才能真正落地，而不是停留在永續部門的角落。」當永續的語言無法被財務長、業務主管甚至董事會理解，它就難以進入決策核心。換言之，商業論述正是讓永續從邊緣議題走向企業核心的關鍵鑰匙。

在建立清晰的商業論述之後，下一個關鍵則是企業如何從「供應鏈管理」走向更完整的「生態系布局」。莫冬立區分了兩者的差異：供應鏈主要依賴採購力量推動，而生態系則意味著更深層的合作與共創。「企業不能只把自己的績效算好，而是要思考整條價值鏈如何產生協同效應。」更重要的是，企業在關注上游轉型的同時，也必須正視下游市場的接受度。「即使供應鏈已經完成轉型，如果市場不願意買單，前面的努力仍可能功虧一簣。」

因此，真正的永續轉型從來不是單一企業可以完成的任務。打開市場，需要產業的集體行動，也往往需要政策與制度的支持。在莫冬立看來，唯有當企業、產業與政策形成協同推動的生態系，才可能從理念走向真正永續的商業實踐。

台灣率先上路，IFRS S1、S2 帶來的壓力與轉型契機

在檢視亞洲各國導入IFRS永續揭露準則的進度時，莫冬立給出一個相當直接的觀察：「台灣其實衝在最前面。」相較之下，日本的正式採用時程仍落後於台灣，韓國則採取較具彈性的「alignment」接軌採行（彈性對齊）模式，允許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對齊國際標準；而台灣選擇的，是最嚴格的「adoption」全面採用路徑——依照 IFRS S1 與 S2 的完整架構逐項檢核與揭露。這意味著，台灣企業在制度落實上的強度與投入資源，與其他國家相比都更為沉重。

莫冬立坦言，對企業而言，這確實是一段充滿壓力的過程。特別是在財務影響評估上，實務操作仍面臨大量技術性挑戰：企業如何將氣候風險轉化為具體的財務數據？應採用哪些氣候情境模型？關鍵數據又該從何取得？目前無論工具或資料庫都仍在發展階段，使得許多企業在實務操作上摸索前行。

然而，在他看來，這樣的「痛苦」並非沒有意義。「方向是正確的，」莫冬立強調，更重要的是，這套制度能迫使企業聚焦真正關鍵的風險與機會。「只有先聚焦，企業才能建立有效的管理機制，進而逐步擴大。」隨著資本額百億元以上企業今年進入資料蒐集階段、明年開始正式揭露，台灣企業的轉型時程已相當緊迫。在新的揭露框架之下，企業幾乎沒有太多觀望與猶豫的空間。

他也特別指出一個值得持續觀察的變數——法規執行的彈性空間。制度的立法強度是一回事，但實際執行的尺度往往是另一回事。對企業而言，在制度剛起步的階段，理解主管機關對初期申報的容錯與包容程度，以及未來調整與修正的可能空間，將成為企業在摸索期中不可忽視的實務課題。

「我認為至少未來三年，都會是台灣企業高度關注這套準則的關鍵階段。」他表示。在制度逐步落地的過程中，企業不僅要學習如何揭露，更需要在實作與調整中逐漸建立自身的管理能力。

永續技能翻轉：作文能力退位，評估方法學上場

談到永續專業人才的能力轉變，莫冬立提出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過去撰寫永續報告書，某種程度上仰賴的是「作文能力」——重點在於把故事說得動人、把願景描繪得完整，讓企業的永續努力看起來具有吸引力。然而，在新的揭露制度與管理架構之下，這樣的能力正迅速失去主導地位。「未來不太需要再特別強調這些了，真正需要強化的，是對評估方法學與工具應用的掌握。」他將這樣的轉變稱為一種「技能翻轉」。這並非單純的能力升級，而是專業重心的根本移位——從敘事與溝通，轉向分析、衡量與管理。

具體而言，永續從業人員必須更深入理解各項準則的技術細節。無論是 IFRS S1 S2、GRI，或是TNFD，過去不少從業者對準則的理解仍停留在原則層次，對細節掌握不足。然而，正是這些細節，決定了企業能否建立清晰且可操作的管理機制。

「準則的細節，其實是建立績效管理制度的基礎。」莫冬立指出。當永續資訊開始與企業內部的績效考核連結，並逐步與財務評估體系接軌，每一項數據的定義、每一個揭露要求的邊界，都必須被精準理解與計算。在這樣的環境下，僅僅把故事說得漂亮已不再足夠；真正具有價值的，是能夠把數據算得清楚、把方法論說得嚴謹。

莫冬立也提醒，永續報告書的製作流程本身正面臨一場深刻的轉變。過去，企業在蒐集與整理永續資料時，品質控管相對鬆散，與內部管理制度之間往往缺乏真正的連動關係。然而，當永續揭露逐步走向與財務評估接軌，最基礎的永續績效數據——其正確性、可追溯性與品質——都將成為整個制度運作的根基。

「如果基礎數字不對，後面所有的財務量化都是空的。」莫冬立直言。當永續資訊開始影響風險評估、投資決策與企業績效管理，資料本身就不再只是報告書中的敘述材料，而是企業治理的一部分。

這也意味著，永續從業人員的角色將隨之轉變。他們不僅需要理解準則，更必須熟悉企業內部的管理流程與數據來源，確保每一項資訊都能被清楚定義、準確計算，並具備可追溯性。同時，也必須建立跨部門的協作機制，讓各單位對其提供的數據負起責任。換言之，永續工作的核心，正從「整理與呈現」逐步轉向「管理與治理」。

符號不重要，論述才是核心

訪談尾聲，話題轉向一個看似輕鬆、實則頗具深意的問題：ESG 這個詞，未來會消失嗎？近年在歐洲，有人將 ESG 重新詮釋為 Energy、Security 與 Geopolitics；在美國，部分場合則逐漸以 impact 等其他詞彙取而代之。面對這樣的討論，莫冬立表示，符號只是溝通的工具，真正重要的是其背後的內涵。無論是 ESG、CSR，還是 sustainability，這些詞彙都會隨著時代更迭而出現不同的流行周期，但其所指向的核心始終一致——對一個能夠長久維繫的地球環境，以及永續的人類社會的追求。「內涵遠比符號重要。如果論述本身不清楚，就算換上一百個新的名詞，也不會改變什麼。」在他看來，ESG 並不會消失，就像 CSR 至今仍在被使用一樣，只是其受到關注的程度，會隨著時代與政策氛圍起伏。

這種對「論述」本身的重視，也貫穿了整場訪談的核心觀點。無論是企業必須建立清晰的商業論述，或是永續從業人員需要深入理解準則與方法學，其實都指向同一個要求：把抽象的理想，轉譯成清楚、可理解、可驗證，甚至可被問責的語言。永續領域從來不缺願景，真正缺乏的，是能夠讓不同立場的人都聽得懂、也願意參與其中的論述能力。而這，或許正是未來幾年永續領域最需要集體補上的一門功課。

首圖來源：BCSD Taiwan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