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如何幫助我們應對「氣候變遷」這個嚴峻挑戰？
社會學的想像，不僅僅可以幫助我們看穿個人生活與社會脈絡的連結，更可以讓我們想見「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兩者如何互動，洞悉我們如何建構出一個對環境大肆破壞、不永續的社會結構。
2018年8月20號，當時年僅15歲的瑞典少女童貝里（Greta Thunberg）隻身一人，拿著親手繪製「為氣候罷課」（skolstrejk för klimatet）的標語，前往瑞典議會大樓外頭抗議，沒想到此舉竟然一舉打開了陳悶多年的氣候社會運動，受到童貝里感召，世紀各地的年輕人以Fridays for the Future為名，組織了氣候罷課大串連，希望透過學童的力量，敦促各國政治人物和企業積極採取行動，擔起對抗全球暖化的責任。在2019年11月29號，聯合國氣候峰會開幕的前三天，據估計全世界有超過150個國家，2000多個城市，接近兩百萬人走上街頭，童貝里也因此聲名大噪，獲選為《時代》雜誌的年度人物，這些發展，在在提醒世人，氣候變遷是現在進行式，採取行動刻不容緩。
相對於氣候變遷的急迫性、社會運動的風起雲湧，社會學的研究和教學對於氣候變遷的討論相對起來腳步緩慢，在英語世界的主流頂尖期刊，幾乎沒有出現過氣候變遷為題的研究；而在教學現場，綜觀美國大學部社會學的教科書，多數都把環境議題放在課本最後章節，常又跟其他都市、發展議題一起談，真正談起氣候變遷的內容，大約就是一兩頁，且多著重在氣候變遷的科學背景，甚少提及氣候變遷的社會因素。
事實上，社會學之於氣候變遷大有用，氣候變遷不只是需要透過科技手段解決的環境問題，更是重要的「社會」問題，社會學的想像，不僅僅可以幫助我們看穿個人生活與社會脈絡的連結，更可以讓我們想見「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兩者如何互動，洞悉我們如何建構出一個對環境大肆破壞、不永續的社會結構。本文將從「我們對氣候變遷的理解」與「氣候變遷與社會不平等」兩個面向切入，談談社會學如何可以幫我們應對這個嚴峻挑戰。
我們如何理解氣候變遷？
社會學的視角提醒我們，看似中立的科學知識，也都是在某個社會脈絡下生產，這幾年環境社會學最精采、也最有貢獻的研究，便是點出美國大財團和保守派團體聯手販賣「懷疑」，透過資助偽科學研究、媒體採取「假平衡」報導、使用假新聞攻擊等等手段，將科學界已經有高度共識的全球暖化現象，描繪成充滿不確定性的辯論，藉以延緩抗暖化的行動。或是針對氣候科學家與社運人士進行人身攻擊，轉移焦點到個人道德上，挑戰行動的正當性。以上來自化石燃料利益的反撲，讓氣候變遷從一個科學議題，變成一個政治極化的敵我識別證，在美國保守派和自由派間畫出了厚厚的同溫層，至今難解。台灣比較不受上述有組織有資源的懷疑論動員影響，但相關論述也常常經外電翻譯進入台灣，讀者在接收資訊時不可不察。
從微觀的層面看來，社會學研究也指出，對於氣候變遷的風險感知和科學知識，也會被個人的生命歷程和社會位階而形塑，有人常認為到環保是有錢人的專利，都是衣食足之後才會有餘裕關心，實證研究卻發現有所謂的「白男人效應」（White Male Effect），出身處較有權勢位置的行動者，因為擁有比較多的資源可以保護自己，傾向會低估環境問題帶來的風險。
而應對氣候變遷的態度也常常跟身分認同產生連結，舉例來說，石油公司的員工多數為男性，對抗暖化勢必需要挑戰既有的高碳體制，無可避免會可能損及到他們工作的意義，甚至是開採工作中的男子氣概，使他們而抗拒改變。在世界各地的礦業小鎮，當地居民也很容易產生對於煤或是天然氣的依賴認同，對能源轉型造成挑戰，而近來研究也指出，暖化懷疑論似乎有與各地極右排外勢力合流之勢，如中國暖化懷疑論者將氣候變遷視為美帝陰謀，而川普將退出巴黎協議說成對抗「世界主義」，都提醒我們知識和身分認同的關聯，社會學的洞見告訴我們，要溝通科學知識，還得回到行動者的世界裡來理解。
此外，一些人對於抗暖化的消極態度也可以社會心理學的視角來理解，美國Kari Norgaard教授使用參與觀察與訪談在挪威北國小鎮做研究，儘管當地備受暖化影響，居民卻多消極以對，她發現一些情緒常常左右了社群面對環境變遷的態度，例如對於生活失去確定性的「恐懼」，或面對巨大又難解的暖化大問題，產生深厚的「無助感」，甚至是你我都是造成暖化元凶的「罪惡感」，這些負面情緒可以激起社群的自我防衛機制，進而讓大家不願正面面對問題，以下這個諷刺漫畫即點出，大部分的人可能沒興趣看「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而想看「讓人放心的謊言」（A Reassuring Lie）。這些社會心理機制當然不只是西方國家獨有，你我乃至於整體台灣社會在面對暖化之時，也許也會被這些情緒所影響。
氣候變遷源於社會不平等，也加劇社會不平等
除了氣候變遷的知識面外，社會學也對於氣候變遷的由誰而起、後果由誰來承擔多有著墨。近年來，學術界的研究常以「氣候正義」（Climate Justice）的角度理解氣候變遷，首先，我們可以從溫室氣體「排放貢獻」的面向來理解不平等，大多數的溫室氣體，僅僅是地球上少數的發達國家，少數的有錢人排放。例如美國人口占全世界約百分之五，溫室氣體的貢獻卻約有百分之二十，又如下圖所示，全世界最富有的百分之十人口，貢獻了將近全世界一半的碳排放，而世界上所得在後半段的人口，全部加起來也不過貢獻將近百分之十，節能減碳的責任歸屬，很明顯地集中在高所得國家，同樣是一噸碳，對於歐美國家，乃至於台灣，可能只是讓生活更加享受，對於最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排碳卻是擺脫貧窮的基本條件。
氣候變遷不僅僅成因來自不平等，其後果也會對加劇現有的國際不平等，研究指出，貧窮國家貢獻最少的碳排放，卻須承受相對更嚴重的傷害，首先，這些國家能夠用以自保的資源較少，不像高所得國家可以用錢解決問題，二來。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危害常常都找上最脆弱的社區，如極端氣候讓農業為主的發展中國家造成打擊，又如海平面上升會吞沒太平洋島國，會讓低地的孟加拉失去大片土地，甚至富裕如美國，在阿拉斯加偏遠的原住民社區已經有了需要多次遷村的氣候難民。儘管在國際談判中，如何「調適」氣候變遷帶來的影響已經是重要國際議程，也已經有相關機制轉移資金與技術，但是整體說來還是緩不濟急，窮國依然受害最深。
還有一種氣候正義議題，源自於國際間的權力不平等，現有在《聯合氣候框架公約》的體制下，雖說每個國家都有公平參與的權利（台灣除外），但是實質能夠發揮的影響力天差地遠，歐美大國能夠派出上百人的專業談判團隊，隨時掌握最新動態隨機應變，反觀發展中國家，人少錢少，作者多年前博士時期參加氣候峰會，只能負擔價格最低廉的旅館，結果同住的盡是第三世界如斯里蘭卡、迦納等國的團員，而這些代表團連參與談判的背景知識都相對缺乏，常常還需要歐美學界派人充當智囊協助，更別說歐美大企業、學校、大型環保團體也能夠藉由參與周邊會議施加壓力，許多以「氣候正義」為本的政策，也因此困難重重。
總之，氣候變遷難解的根本原因來自於國際社會的不平等，環境社會學家也用「生態債務」（Ecological Debt）來描述核心國家超限使用了全人類共有的資源，也有「生態不平等交換」（Ecological Unequal Exchange）的概念來理論化富裕國家對於低所得國家的剝削關係，由此角度觀之，對抗氣候變遷不只是科技解答、不只是政策立法、更是全人類共同需要追求的氣候正義。
社會的行動方案
最後，社會學的想像也可以幫助我們做出減碳實踐，會開始思考超脫「個人選擇」的行動方案，我們也許可以稍微不糾結每次出門要不要騎腳踏車減碳，需不要需把塑膠盒放進回收桶，或是洗澡洗快一點可以省點水，燈開暗一點省電，個人行為當然好，這無庸置疑，但是真正更有效的改變來自系統的轉型，與其想腳踏車，我們可以把心力轉移到友善單車環境；與其想塑膠回收，我們需要關心從包材減塑，最好是連需要回收的材質都不用；洗澡再快或是隨手關燈當然不能造成社會改變，我們可以開始研究用量遠超過個人的工業用水用電。
而一個人的遠遠不夠，這也是為何很多人會隨著童貝里的腳步走上街頭，高汙染不永續的結構，需要眾人之力來撼動。今年 2020是氣候與環境政策關鍵年，台灣預計提出第二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2021-2025），主管機關環保署正傳出擬修訂溫管法的消息，需要減多少碳，用什麼方法，碳稅還是碳交易，如何有效溝通，納入公民參與，以上種種，社會學的視角大有用，應對氣候變遷，社會學不能夠缺席。
資料來源：The New Lens關鍵新聞網
圖片來源：Markus Spis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