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18|作者:The New Lens 關鍵新聞網/劉仲恩

社會學如何幫助我們應對「氣候變遷」這個嚴峻挑戰?

2018年8月20號,當時年僅15歲的瑞典少女童貝里(Greta Thunberg)隻身一人,拿著親手繪製「為氣候罷課」(skolstrejk för klimatet)的標語,前往瑞典議會大樓外頭抗議,沒想到此舉竟然一舉打開了陳悶多年的氣候社會運動,受到童貝里感召,世紀各地的年輕人以Fridays for the Future為名,組織了氣候罷課大串連,希望透過學童的力量,敦促各國政治人物和企業積極採取行動,擔起對抗全球暖化的責任。在2019年11月29號,聯合國氣候峰會開幕的前三天,據估計全世界有超過150個國家,2000多個城市,接近兩百萬人走上街頭,童貝里也因此聲名大噪,獲選為《時代》雜誌的年度人物,這些發展,在在提醒世人,氣候變遷是現在進行式,採取行動刻不容緩。

相對於氣候變遷的急迫性、社會運動的風起雲湧,社會學的研究和教學對於氣候變遷的討論相對起來腳步緩慢,在英語世界的主流頂尖期刊,幾乎沒有出現過氣候變遷為題的研究;而在教學現場,綜觀美國大學部社會學的教科書,多數都把環境議題放在課本最後章節,常又跟其他都市、發展議題一起談,真正談起氣候變遷的內容,大約就是一兩頁,且多著重在氣候變遷的科學背景,甚少提及氣候變遷的社會因素。

事實上,社會學之於氣候變遷大有用,氣候變遷不只是需要透過科技手段解決的環境問題,更是重要的「社會」問題,社會學的想像,不僅僅可以幫助我們看穿個人生活與社會脈絡的連結,更可以讓我們想見「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兩者如何互動,洞悉我們如何建構出一個對環境大肆破壞、不永續的社會結構。本文將從「我們對氣候變遷的理解」與「氣候變遷與社會不平等」兩個面向切入,談談社會學如何可以幫我們應對這個嚴峻挑戰。

我們如何理解氣候變遷?

社會學的視角提醒我們,看似中立的科學知識,也都是在某個社會脈絡下生產,這幾年環境社會學最精采、也最有貢獻的研究,便是點出美國大財團和保守派團體聯手販賣「懷疑」,透過資助偽科學研究、媒體採取「假平衡」報導、使用假新聞攻擊等等手段,將科學界已經有高度共識的全球暖化現象,描繪成充滿不確定性的辯論,藉以延緩抗暖化的行動。或是針對氣候科學家與社運人士進行人身攻擊,轉移焦點到個人道德上,挑戰行動的正當性。以上來自化石燃料利益的反撲,讓氣候變遷從一個科學議題,變成一個政治極化的敵我識別證,在美國保守派和自由派間畫出了厚厚的同溫層,至今難解。台灣比較不受上述有組織有資源的懷疑論動員影響,但相關論述也常常經外電翻譯進入台灣,讀者在接收資訊時不可不察。

從微觀的層面看來,社會學研究也指出,對於氣候變遷的風險感知和科學知識,也會被個人的生命歷程和社會位階而形塑,有人常認為到環保是有錢人的專利,都是衣食足之後才會有餘裕關心,實證研究卻發現有所謂的「白男人效應」(White Male Effect),出身處較有權勢位置的行動者,因為擁有比較多的資源可以保護自己,傾向會低估環境問題帶來的風險。

而應對氣候變遷的態度也常常跟身分認同產生連結,舉例來說,石油公司的員工多數為男性,對抗暖化勢必需要挑戰既有的高碳體制,無可避免會可能損及到他們工作的意義,甚至是開採工作中的男子氣概,使他們而抗拒改變。在世界各地的礦業小鎮,當地居民也很容易產生對於煤或是天然氣的依賴認同,對能源轉型造成挑戰,而近來研究也指出,暖化懷疑論似乎有與各地極右排外勢力合流之勢,如中國暖化懷疑論者將氣候變遷視為美帝陰謀,而川普將退出巴黎協議說成對抗「世界主義」,都提醒我們知識和身分認同的關聯,社會學的洞見告訴我們,要溝通科學知識,還得回到行動者的世界裡來理解。

此外,一些人對於抗暖化的消極態度也可以社會心理學的視角來理解,美國Kari Norgaard教授使用參與觀察與訪談在挪威北國小鎮做研究,儘管當地備受暖化影響,居民卻多消極以對,她發現一些情緒常常左右了社群面對環境變遷的態度,例如對於生活失去確定性的「恐懼」,或面對巨大又難解的暖化大問題,產生深厚的「無助感」,甚至是你我都是造成暖化元凶的「罪惡感」,這些負面情緒可以激起社群的自我防衛機制,進而讓大家不願正面面對問題,以下這個諷刺漫畫即點出,大部分的人可能沒興趣看「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而想看「讓人放心的謊言」(A Reassuring Lie)。這些社會心理機制當然不只是西方國家獨有,你我乃至於整體台灣社會在面對暖化之時,也許也會被這些情緒所影響。

氣候變遷源於社會不平等,也加劇社會不平等

除了氣候變遷的知識面外,社會學也對於氣候變遷的由誰而起、後果由誰來承擔多有著墨。近年來,學術界的研究常以「氣候正義」(Climate Justice)的角度理解氣候變遷,首先,我們可以從溫室氣體「排放貢獻」的面向來理解不平等,大多數的溫室氣體,僅僅是地球上少數的發達國家,少數的有錢人排放。例如美國人口占全世界約百分之五,溫室氣體的貢獻卻約有百分之二十,又如下圖所示,全世界最富有的百分之十人口,貢獻了將近全世界一半的碳排放,而世界上所得在後半段的人口,全部加起來也不過貢獻將近百分之十,節能減碳的責任歸屬,很明顯地集中在高所得國家,同樣是一噸碳,對於歐美國家,乃至於台灣,可能只是讓生活更加享受,對於最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排碳卻是擺脫貧窮的基本條件。

氣候變遷不僅僅成因來自不平等,其後果也會對加劇現有的國際不平等,研究指出,貧窮國家貢獻最少的碳排放,卻須承受相對更嚴重的傷害,首先,這些國家能夠用以自保的資源較少,不像高所得國家可以用錢解決問題,二來。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危害常常都找上最脆弱的社區,如極端氣候讓農業為主的發展中國家造成打擊,又如海平面上升會吞沒太平洋島國,會讓低地的孟加拉失去大片土地,甚至富裕如美國,在阿拉斯加偏遠的原住民社區已經有了需要多次遷村的氣候難民。儘管在國際談判中,如何「調適」氣候變遷帶來的影響已經是重要國際議程,也已經有相關機制轉移資金與技術,但是整體說來還是緩不濟急,窮國依然受害最深。

還有一種氣候正義議題,源自於國際間的權力不平等,現有在《聯合氣候框架公約》的體制下,雖說每個國家都有公平參與的權利(台灣除外),但是實質能夠發揮的影響力天差地遠,歐美大國能夠派出上百人的專業談判團隊,隨時掌握最新動態隨機應變,反觀發展中國家,人少錢少,作者多年前博士時期參加氣候峰會,只能負擔價格最低廉的旅館,結果同住的盡是第三世界如斯里蘭卡、迦納等國的團員,而這些代表團連參與談判的背景知識都相對缺乏,常常還需要歐美學界派人充當智囊協助,更別說歐美大企業、學校、大型環保團體也能夠藉由參與周邊會議施加壓力,許多以「氣候正義」為本的政策,也因此困難重重。

總之,氣候變遷難解的根本原因來自於國際社會的不平等,環境社會學家也用「生態債務」(Ecological Debt)來描述核心國家超限使用了全人類共有的資源,也有「生態不平等交換」(Ecological Unequal Exchange)的概念來理論化富裕國家對於低所得國家的剝削關係,由此角度觀之,對抗氣候變遷不只是科技解答、不只是政策立法、更是全人類共同需要追求的氣候正義。

社會的行動方案

最後,社會學的想像也可以幫助我們做出減碳實踐,會開始思考超脫「個人選擇」的行動方案,我們也許可以稍微不糾結每次出門要不要騎腳踏車減碳,需不要需把塑膠盒放進回收桶,或是洗澡洗快一點可以省點水,燈開暗一點省電,個人行為當然好,這無庸置疑,但是真正更有效的改變來自系統的轉型,與其想腳踏車,我們可以把心力轉移到友善單車環境;與其想塑膠回收,我們需要關心從包材減塑,最好是連需要回收的材質都不用;洗澡再快或是隨手關燈當然不能造成社會改變,我們可以開始研究用量遠超過個人的工業用水用電。

而一個人的遠遠不夠,這也是為何很多人會隨著童貝里的腳步走上街頭,高汙染不永續的結構,需要眾人之力來撼動。今年 2020是氣候與環境政策關鍵年,台灣預計提出第二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2021-2025),主管機關環保署正傳出擬修訂溫管法的消息,需要減多少碳,用什麼方法,碳稅還是碳交易,如何有效溝通,納入公民參與,以上種種,社會學的視角大有用,應對氣候變遷,社會學不能夠缺席。

 

資料來源:The New Lens關鍵新聞網
圖片來源:Markus Spis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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